知青丨张亦峥：我认识的多思多才的插队老兵

Original 张亦峥新三届 2018-11-17
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。本号开辟的“知青”栏目，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，期待您的支持。本号对知青朋友“不堪回首”或“青春无悔”的争论不持立场，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，供大家回忆、再现、追思、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。

作者简介

张亦峥，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。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、黑龙江插队。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，两三年止。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。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、策划、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。

原题

我的知青50年祭之新营

作者：张亦峥

题图：记忆里的新营

好像是在1970年。我去祁县找我的同学兼同党段承军玩儿。那时，我们都在插队。只是他在祁县，我在绛县，中间隔着500里，扒火车得一晚上。

承军插队的地方叫夏家堡，和我弟弟同村。当然，他们也互为死党。夏家堡的一侧（我忘记具体方向了）就是那条著名的汾河，同样著名的汾酒就源于这条河畔。那时，河上好像还有一个浮桥。这样我们就去了对岸一个叫西社的村落。在一个临河的小酒馆里，还就着豆腐干喝了酒。

酒后，我们还装古代的文人墨客，摇头晃脑，做起诗来。现在想来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两斗的所谓知青，那样子一定很可笑。不知不觉，就回到了我们来时的汾河大堤，还是装古代名士，在大堤上踱着方步。

就在这时，迎面来了几辆全链套的锰钢永久，簇新，闪闪发光，亮人的眼。骑车的几个，百分之百的“老兵”（文革时所谓的老红卫兵）装扮，或者国防绿，或者板蓝，有两个还带着国防绿军帽。承军就说，这儿没见过有这打扮的知青啊？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学校的。我说问问不就得了吗？我们就坐在汾河大堤上，望着滚滚而过的黄色的汾水，等这伙人。可是等了很久，也没等来。后来，我就回到了绛县。

这年秋天，无聊透顶的我又去了一回夏家堡。同样无聊透顶的承军又领着我上了汾河大堤。这时，又看到了两个国防绿骑着永久过来了。忽然就想起了春天的疑问还不得解，就立马站起来，迎上去。两个国防绿也下了车。我们就问，你们是哪个学校的。在哪个村插队？两个人很友好地笑笑，一开口竟是一口浓重的四川话：我们不是北京的，是成都的。说着指这远外的一处村落说，就在那里，欢迎你们来玩儿。

我以为人家那是客气，就没去。后来，承军给我写信说，人家那不是客气，是真心邀请我们去他们那儿玩儿，因为，他和我弟去了。“那帮人全是西南局子弟，也是知青。在夏家堡旁边的一个叫新营的村子插队。他们特仗义，我们每次去，都请我们喝他们从四川背回的大坛大坛的泸州老窖，我们就成了朋友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哥们儿）”。

我看了这信，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想着，我再回北京探亲回来，一定去找他们玩儿。我也算是有了几年酒龄的酒鬼了，只闻泸州老窖大名，却还没喝过，有这等好事，哪能放过呢？

第二年秋天我回北京探亲，回来带了一兜子什么青梅、什么樱桃白兰地之类。那时，北京最好的酒就是一块七一瓶的二锅头，比起名酒，我嫌差劲就没带。好在同我一同去夏家堡的还有另一个死党张放。我们分别背着，才能走完了从车站到夏家堡的那20里旱道，没被累趴下，中午才到。我们正要开喝，就有人在外面喊，新营的人来了。

进来两个人。承军立马给他们介绍，说我是张亦嵘的哥哥，张放是同学（那时同学的称谓和今天的哥们儿差不多），又跟我们说，他们一个叫小米，一个郭林杨，小米他爸是原来的成都市委书记，郭林杨他爸原来在北京，后来调到西南局，难怪他说一口普通话。

我们坐下来，就开喝。小米说，这都是些甜酒呢。我说是，够咱们喝好的呢。记得这顿酒喝得很过瘾，虽说都是甜酒和白兰地，但重要的是，没想到的是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小米说，明天去他们那里喝，全是老窖。我们喝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那时，承军还特喜欢鼓捣点儿文字，特别是诗歌。其实，那时我们哪里会写什么诗啊？连打油都算不上。根本就是无知青年，装模作样而已。可小米和郭林杨就不同了，人家是高中六六届的，正经八摆的知识分子。

可我们却不知天高地厚，承军就提议饮酒赋诗，承军让我先招呼。我那时正读《唐五代词》，就照猫画虎胡乱吧吧了几句（我找到了当年的日记，翻到了当时吧吧的“诗”如下）：

夏家饮酒散去，浮生若梦飘蓬。

淡云孤雁声远，汾水暮阳天红。

常想中秋分手，只愿阳春重逢。

西风拂面惊梦，酒醒静坐愁浓。

我们几个无知青年还以为挺不错的呢，就非让新营的两个老高中的也做诗回应。小米略加思索，就写出了下面的句子：

别愁夏家离去，新识胜似重逢。

人生哪能真醉，捐躯悲歌大同。

酒实难排忧闷，接班尚需千重。

沉荷岂甘俯首，愿得比翼齐红。

这诗是写在一张撕开的香烟盒上，后来，那烟盒丢了，但诗没丢，因为太震了！震了我们一溜胡同。从他写好那时起，就已经刻在了我的心上，一刻就刻了四十大几年。从那时，我就把他当作了我的导师。

记得那天一直就喝到了掌灯时分，他们起身告辞，我们也留不住。反正，新营也隔得不远，夏家堡北边五六里地，是清徐县的地界，说那地方出葡萄。临别时，约好了第二天新营见。

第二天午后，我们才去。新营位于汾河转弯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大片树林，一些青砖瓦房就隐没在树林中，远处是已经熟了的高粱和玉茭地，小风一吹，哗哗地响，再远的地方大概就是迷迷蒙蒙的吕梁山。村外有三排青砖房，院子很大，却没有院墙。

承军告诉我，这是他们自己盖的知青院，说他们的爸妈，差不多当年都在这里打过鬼子。院子里有一张用木板打造的长桌，周围是固定的木凳，围坐二三十人不成问题。他们就是围着这张桌子吃饭喝酒，一下子就让人想到梁山好汉的聚义厅，太他妈气冲牛斗，豪气干云了。

小米把这院子里的知青逐一介绍给我们。每个人都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我们知道了，他们都是自己组织跑来插队的，不是学校方面组织的。所以，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兄弟或者兄妹的，小米就是和弟弟一起来的。他弟弟叫二米，跟他一样，黝黑的脸庞。不一样的是，二米有一双永远笑嘻嘻的亮晶晶的眼睛，而小米架着白边眼睛，一脸的络腮胡茬儿。

我们大家在那长桌旁围坐好，酒就上来了。把那酒坛盖子一揭开，酒香就在院子里游荡起来。记得最清楚的下酒菜，是辣白菜叶子包着的酱腐乳和黑豆豉。我们就大口喝着醇厚的泸州老窖。小米就说，慢慢喝，反正是要达旦的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们喝起来常常达旦。这境界可是很多酒徒都无可企及的。

喝着酒，就有人拉起小提琴，那琴声或如泣如诉，悠扬回转，或溪流直下，骤雨狂风。那感觉，在那个只有八个戏的年代，真是绝无仅有，其乐无穷。难怪，他们一个房间贴着的对联就是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；7654321，横批是：乐在其中。

拉琴的叫李江天，戴着好像度数挺深的眼镜。他喜欢用他的琴声款待朋友。新营来客人，总会飘出他的琴声。刚见到他时，他问我们好，以后，除去琴声，他没再说第二句话。

琴声刚驻，记不起是谁又弹起吉他为我们饮酒助兴，且边弹边唱，那是著名的《西班牙骑士》，歌词还经过了他的改良：西班牙骑士守在战壕里，用六弦琴在歌唱革命歌曲，他一面歌唱，他一面战斗，诉说姑娘对他的无限情意，啊我亲爱的人，我将离开你，你有时也许会把我想起,美好时光,总将要过去，请你记住我的话,别把我忘记……特别是最后那句歌词，让所有的人都神情黯然。

我知道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欢乐的，悲伤的，掩泪装欢的，遗失了永不回头的……这六弦琴声激起了共鸣。后来，好像是二米跟我说，知道吗？为了学这六弦琴，我们派了一个哥们儿徒步500里，往返三次，去请人来教。我说怎么三次？他说，前两次人家不来。我说第三次来了？他说，不来，六弦琴弹得能还算能听吗？我说，这可不是还算能听。北京马路上背着吉他乱蹿的小玩闹，八辈子也弄不出这动静。

那天晚上，记不清喝了多少。二米说，我们常有人回成都。谁再回来，都会带上老窑的。这酒哪儿能喝完呢。反正那晚酒喝透了。我和他们也喝熟了。从此，只要我回北京或者从北京回山西，路过祁县，总会去找他们。每回必喝，喝必达旦。

酒醒的时候，小米就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，给我看他搜罗的几百上千的画作。差不多都是复制品，有的已经残缺了，破烂不堪，但他依然十分珍惜，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又小心翼翼地地放回去。我在他这儿看了达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列宾的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和《查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》，艾伊瓦佐夫斯基的《九级浪》，还有莫奈和凡高的画。

每张画，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，谁画的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想要说什么？每幅画都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评判。后来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，我都一直在想，他是要我不光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啊。

但我记忆最深的还是，那几十双上百双手。那是他画的，贴在墙上。这些丰腴的、刚健的、修长的、柔弱的、孔武的、粗糙的、细腻的、满是老蚕的、皱褶斑斑的，不一而足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因为，你看到这些手，就可以在你的脑海里清晰地勾勒出它们的主人。

我说，你竟能把手画成这样。他说，这就是基本工啊。谁让你喜欢画画呢，观察一个人最好就是从手开始。这话我一直记着。我也慢慢地从观察人的手开始观察整个人。果然，什么样的人就是长着什么样的手。特别是那些在手指甲上任意涂抹的人，多数都不那么憨厚。

他跟我说的好多话，在我日后的写作小说时，的确都是金玉良言。尽管我只写了两三年小说就浅尝辄止。后来我遇到许多小说家，谈到观察生活时，哪个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具体，既富于实战，又言简意赅。

小米给我几乎介绍了新营所有的知青，有一位叫熊义的大哥同样让我肃然起敬。他讲话时，白边眼镜的背后，那狭长的眼睛总是微微眯起。脸上也是带着永远不会消失的微笑。他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文史，讲哲学。从先秦诸子给我跨跃山海直讲到康德、黑格尔，直到普列汉诺夫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，他会列举许许多多事实，来向你论证他让你不容置疑的结论。他还给我看他的诗，也特棒。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《矛盾诗》中的几句：

矛盾生宇宙，峥嵘足壮观。

晴雨跃彩虹，沉浮掀峻山。

特别是最后两句：

桎梏化自由，需攻马列篇。

就是今天看来，也不过时，且有深意。

喝酒的时候，他约我们去五台山进香。因为我出来太久了，就没跟他们去。我回到绛县后，十几天后吧，他给我写信，讲了他们的五台山之行。他说你们没来，太遗憾了，这个遗憾虽不说是千古，十古总是有的。以后你们要是再去，记得带点挂面和肥皂就行。你一定要住在老乡家。他们会留你们食宿，吃他们在山里采摘的鲜蘑，味道实在是太美了。更妙的是你边吃边听他们给你讲五台山的传说，那就是民间故事实在好听。他们一代一代传承的想象绝不是作家能编造出来的。美丽而且感人。你走的时候，不用留钱和粮票，给他们点儿挂面或者肥皂什么的，他们会很高兴呢。听说你写了点儿什么，而这些民间故事对你说来可能很有用呢。

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五台山，等到了2010年，我的同学孙献海带领着我们一大帮子弟校的50后拜访五台山时，早就是时过境迁了。去了一个什么庙看了一眼，就有和尚拉住我，让我请柱高香。我说请一柱要多少钱？他说，有600的，也有3000，还有9000和12000的，烧多大的香问多大的事。他问我请哪种？我说，没带那么多现金。和尚说，没事儿，刷卡也行。多亏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一把拉过我就走。我才没掉到陷阱里。我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：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瞧，用小沈阳的话说，我又跑偏了。

言归正传。新营另一个诗人是刘刚。他宽脸膛，大个子，肩宽胳臂粗。不大爱说话，但他待人热情诚恳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不声不响给你布菜，怕你吃不好。小米说他写了许多田园诗，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阶梯式。后来，他回四川，还特意抄录了四首胡乔木的《采桑子》让我弟弟转交我。还有一封信夹在其中，意思是不要见月伤心见花落泪，而是要勇敢地去生活。这就是坚强。这山高水长的情意，我一直记着。特别是遇上挫折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他。

二米的眼睛不光出奇的亮，而且特别有神，他说话的时候，那眼睛就注视着你，你会感觉他特别亲切近人。他的长项是吹牛。就是海阔天空，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的神聊。和他对聊的叫“老板”两个人就是绝配。一个刚说完，另一个立即接过，那话头儿永远也没会掉到地上。一个说得不细，另一个立即补得天衣无缝，而且总有自己独到的评论。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．沙耶历险记》都被他们从中找出了逻辑上的疏漏。

当时，很少有公开发行的小说看，学生和知青中就流行手抄本，什么《第二次握手》《林强海峡》，都是我从他们那里知道的。他们一讲起来，就眉飞色舞。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出他们的当时的样子。

最有意思的是“老侉”。他喜欢跟我们讲，他是知青中的人道主义者。他说以前他不是，他杀的鸡、兔、猪、狗不计其数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发现这是残忍，于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。

在他们的院子外面，有一个池塘，他每天去撒三遍网。每次捕到的鱼虾，不论大小，一律放生，久而久之，他就自然成了慈善家。他对鱼虾是慈善了，可是谁对他慈善呢？那时候，我真想不出，除了他这帮子难兄难弟，还会有谁？

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小曹的，小曹身上的泥点子就没干过。这是因为他也喜欢打鱼摸虾。秋都很深了，他还是穿着一条短裤，说起话来，手舞足蹈。还有一个“军事家”叫什么，我记不清了。我们那天见面时，他正在攻读《孙子兵法》。记得有人笑话他：你的阵还没布上呢，那边原子弹就飞过来了。他听了，摇摇头，不以为然，扶扶鼻梁上的近视镜，就又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了。

那些年，我最快乐的日子，就是和承军或者我弟弟去新营玩了。因为，新营的这些知青，和我们那儿的真的不一样。他们也不大在意干不干活，但他们很在意不可不学无术。他们也喜欢饮酒，但他们不会酒后撒野，他们也受到种种不公的境遇，但他们绝不沉沦，而是积蓄着自己的力量，从容地等待。

每次，我从他们那里回到绛县我的村子，我都会生出一种自我陶醉，并且自言自语：高高兴兴活下去。你就是天天悲伤，天天以泪洗面，有屁用！别想着靠谁能拉你一把。一切都得自己面对，就像塞万提斯说的：过去属于死神，未来属于你自己。你得用笑脸去迎接一切不幸。

于是，我也学会了宁愿到充满危险的幻想世界中去冒险，因为我讨厌那种虚伪的庸俗的幸福。于是，在黄土高原上，即使我在沟沟壑壑中独行，我也不再惧怕孤独。因为，我常常想起小米的诗句：人生哪能真醉，捐躯悲歌大同。所以，有时候，我会凝望着远处的中条山，用手指向白纸般的天空，描摹那大山的雄浑脉络。因为，我常常记起我和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

是的，在一起谈青春理想，谈国家命运，谈绘画谈小说的情景，那是些多好的日子。谈谈饮饮，饮饮谈谈，每每通宵达旦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小米的才气，永远成不了画家。但有时候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画，也会让你产生希望和梦想，你就会信心百倍地活下去。后来，我去了东北，因为我太想到草原上去冒险了。

最初我还有新营，我人生路上碰上的最出色的知青们的消息。说小米他们还在汾河边上的那个叫新营的村子里，建设着赋予了他们理想的知青农庄。好像是1975年的一天，我弟信里告诉我，他上了山西大学，小米也在山西大学艺术系。而这时，我已经在乌裕尔河边的军马场种地养马放羊了。这回真正是天各一方了，只剩下梦魂萦绕，我和新营和小米和再也没能会面。

1987年底的一天，我坐在哈尔滨乱哄哄的长虹电影院简陋陈旧的坐椅里，和嗑着瓜子的观众一起等待着一部叫《顽主》的电影开演。

大厅总算暗下来了。放映机的光柱打在银幕上。我突然看到银幕上打出了几个大字：导演米家山。我愣了一下。我立刻就相信了，那一定就是我当年的导师小米啊。我一点也不奇怪，虽然美术界少了一位画家，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明明他要走进这个门，却偏偏进了另一扇门。虽然他没能成为傅抱石、关山月，但影视界却多了一位杰出导演（1983年，他执导的电视剧处女作《弯弯的石径》，获第3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；1989年《顽主》获得提名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）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另一个米家山。

1988年，我去成都采访。我成都的朋友告诉我，米家山这时没在峨嵋厂，在外面拍片呢。我有点失望，但这就是命运，而命运无法抗拒。怕是命里再无见面的机会，勉强又有何用呢？

今年春天，和承军在一起喝酒。承军说，你能和小米联系上吗？我说不能，这种大导演不知道有多忙呢？过去的友谊或者友情放在心里多好，谁他妈的也偷不走。承军说，话是这样说，我还是特想见到他。跟他聊聊，他会记得咱们吗？我说，他记得不记得我无关紧要，我记得他就行了，因为，我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。

所以，我的记忆里永远长留着有关新营的记忆。因为，几十年来，正是这些新营知青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吹响热爱生活的长号。而正是这乐观不屈的号声，伴随着我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。不管是任何时候，只要我一想起他们那些欢乐的面孔，我就会会心地微笑。所有的艰难困苦就全他妈不当做一回事了。

5月15日写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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